渡江战役开始后，担任江防的于兆龙部第96军一路南逃，狼狈不堪。副军长黄振涛想要劝说于兆龙率部起义，但于兆龙却说：“解放军在后面追击，现在起义等于投降，投降就会把部队搞撒放大炒股资金，就对不起那些慕名过来找他的老部下。”
一支军队垮掉，往往不是从最后一场败仗开始的，而是从主帅不敢作决定开始的。1949年春天，第96军就处在这样的关口。
长江防线被寄予厚望，可渡江战役一打响，局势很快失控。4月20日晚，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；4月23日，南京解放。
这个时间点之后，国民党军在江南的整体防线已经难以维持。第96军当时担任江防任务，军长是于兆龙，副军长是黄振涛。
听起来是一个军的番号，实际上内部并不扎实。它由原整编第45师改编而来，下面有第141师、第212师等部。
第141师带着一些被打残部队的底子，第212师成分更杂，很多官兵并不是长期磨合出来的老班底。这样的部队，平时还能靠番号和军令维持表面秩序，一旦遇到大规模追击，问题就全冒出来了。
有人想跑，有人观望，有人只盼着跟着长官活下去。部队还能不能保住，不取决于口号喊得多响，而取决于带队的人能不能在关键时刻下决心。
其实在渡江战役前，第96军并不是没有转圜机会。有人通过旧关系做过于兆龙、黄振涛的工作，希望他们在解放军渡江后不要硬拼，保存部队，在合适时机起义。
于兆龙当时也不是完全拒绝，还表达过类似“机会来了就干”的意思。可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在酒桌上，也不在私下谈话里。
战场形势一变，纸面上的打算就要变成真动作。渡江之后，第96军南撤，第141师先遭打击，部队损失不小。
于兆龙看见势头不对，没有选择停下来谈条件，而是带着残部一路往南跑。从江防线撤到江西，再向福建方向退，路越走越乱。
官兵在路上掉队，军心也跟着往下沉。很多人原本是看于兆龙还有老资格、有人脉，才愿意跟着他。
可到了这个时候，他们最需要的不是长官的名声，而是一条明确的出路。黄振涛看出问题已经拖不得了。
他劝于兆龙率部起义，并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基于现实判断。继续向南跑，前面未必有安全地带，后面还有解放军追击。
所谓保存部队，如果只剩下逃跑，就谈不上保存，只是在一点点消耗。于兆龙的回答很有代表性。
他说解放军追在后面，现在起义就像投降，投降会把部队搞散，也对不起那些投奔他的老部下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顾念部属，实际上更像是在替自己的犹豫找理由。
如果真怕部队散掉，就应该趁队伍还有基本建制时做安排；如果真替老部下着想，就不该带着他们在山路、村镇和追击中越跑越疲。第96军后来之所以散得更快，恰恰不是因为起义太早，而是因为决断太晚。
于兆龙还有一层顾虑。他曾担心自己年纪大、学识不够，到了新环境里难以立足；又提到撤退时曾奉命派工兵破坏淮河大桥，怕以后被追究。
这些话说明，他心里不是不知道大势，而是害怕自己承担后果。黄振涛试图继续劝他。
意思很明白：你带队起义，可以把过去的问题放到新的局面里处理，也能让官兵少受损失。可于兆龙依然往后拖。
他甚至说，将来如果真要起义，可以由黄振涛出面宣布，队伍归黄振涛带，他只希望保住性命和财产。
战场上最怕的就是这种局面：最高长官不愿决断，却又不肯放手。第96军内部的动摇并不只出现在军部，第141师损失严重后，师长萧续武也看出继续南逃没有出路。
队伍走到福建方向时，他曾召集部下商量，是继续向南，还是掉头寻找解放军。可下面的团长、营长大多不愿表态，大家心里都明白形势不好，却没人愿意先把话挑明。
萧续武后来让他们用“左”“右”来匿名选择，结果多数仍倾向继续南逃。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旧军队到了末路时的真实状态：不是人人都相信还能翻盘，而是人人都怕自己先担责任。
等到责任被一层层推开，部队也就被一步步推向绝境。到了1949年8月，福建战场形势更加明朗，福州战役展开后，解放军迅速向周边推进，8月17日，福州解放。
第96军残部继续往永泰、泉州、厦门一线逃窜，空间已经越来越小。后方追兵不断逼近，前方也不是稳固的退路。
于兆龙这时仍没有兑现早先的承诺，黄振涛已经不愿再陪他逃下去，两人之间的谈话，实际上就是最后摊牌。黄振涛说自己不能继续等待，也不愿跟着逃往台湾地区方向。
于兆龙没有拿出新的办法，只是继续用顾虑拖住局面。8月20日前后，于兆龙趁夜离开部队，这个举动几乎等于把残部交给了混乱，原先他说怕起义会把部队搞散，可最后真正让队伍失去主心骨的，正是他的离开。
军长一走，残军再也没有统一意志。随后，黄振涛率领第96军残部向解放军放下武器。
大约1000余人被围后选择投诚，这也使这支从江防线一路逃到福建山区的部队，终于结束了漫长而狼狈的南逃。
第96军的这段经历放大炒股资金，表面看是一次逃亡和投诚，实质上是旧军队内部矛盾的集中暴露。番号还在，长官还在，军纪名义上也还在，可真正支撑部队作战的信念早就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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