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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
赵翼，字耘松，阳湖人。生三岁能识字，年十二，为文一日成七篇，人奇其才。乾隆十九年，由举人中明通榜，用内阁中书，入直军机，大学士傅恒尤重之。二十六年，复成进士，殿试拟一甲第一，王杰第三。高宗谓陕西自国朝以来未有以一甲一名及第者，遂拔杰而移翼第三，授编修。
后出知镇安府。粤民输穀常社仓，用竹筐，以权代概。有司因购马济滇军，别置大筐敛穀，后遂不革，民苦之。翼听民用旧筐，自权，持羡去，民由是感激，每出行，争肩舆过其村。先是镇民付奉入云南土富州为奸，捕获百馀人，付奉顾逸去，前守以是罢官。已而付奉死，验其尸良是。总督李侍尧疑其为前守道地，翼申辨，总督怒，劾之。適朝廷用兵缅甸，命翼赴军赞画，乃追劾疏还。傅恒既至滇，经略兵事，议以大兵渡戛鸠江，别遣偏师从普洱进。翼谓普洱距戛鸠江四千馀里，不如由江东岸近地取猛密，如其策入告。其后戛鸠兵遭瘴多疾病，而阿桂所统江东岸一军独完，卒以蒇事。寻调守广州，擢贵西兵备道。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，遂乞归，不复出。
五十二年，林爽文反台湾，侍尧赴闽治军，邀翼与俱。时总兵柴大纪城守半载，以易子析骸入告。帝意动，谕大纪以兵护民内渡。侍尧以询翼，翼曰：“总兵欲内渡久矣，惮国法故不敢。今一弃城，则鹿耳门为贼有，全台休矣！即大兵至，无路可入。宜封还此旨。”侍尧悟，从之，明日接追还前旨之谕，侍尧膺殊赏；而大将军福康安续至，遂得由鹿耳门进兵破贼，皆翼计也。
事平，辞归，以著述自娱。尤邃史学，著《廿二史劄记》、《皇朝武功纪盛》、《陔馀丛考》、《檐曝杂记》、《瓯北诗集》。嘉庆十五年，重宴鹿鸣，赐三品衔。卒，年八十六。同时袁枚、蒋士铨与翼齐名，而翼有经世之略，未尽其用。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为，亦其才优也。（《清史稿·赵翼传》）
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十月，赵翼即辞官返乡，时年四十六岁，潜心读书，每有心得，辄记别纸，五年间，撰《陔余丛考》。乾隆四十五年初，高宗南巡，翼迎驾宿迁。五月，有文赴部起用。翼取道山东赴京，行至台儿庄，忽患风疾，遂决意归隐，潜心著述。
《陔余丛考》小引
余自黔西乞养归，问视之暇，仍理故业。日夕惟手一编，有所得，辄札记别纸，积久遂得四十余卷，以其为循陔时所辑，故名曰《陔余丛考》。藏箧衍久矣，睹记浅狭，不足满有识者之一笑，拟更广探经史，增益成书。忽忽十余年，老境浸寻，此事遂废。儿辈从敝簏得此稿，谓数年心力，未可抛弃，遂请以付梓。博雅君子幸勿嗤其弇陋，其中或有谬误，更望赐之驳正，俾得遵改焉。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），《陔余丛考》刊行，因赵翼诗名太盛，是书影响为《瓯北集》所掩。嘉庆、道光间，目录学者周中孚斥责“云菘本词赋家，于经从无所得，故考论经义率皆门外之谈。”（ 周中孚：《鄭堂讀書記》卷五五） 批评“其所引证颇与毛西河之说相同，朱竹垞有《答萧山毛检讨书》，极以毛说为是。案：毛、朱之说本非，赵氏反窃取之，且自诩为‘虽创论而实定论’，直床上安床，屋下架屋耳。”（ 周中孚《鄭堂札記》卷三）
清代学者考证，崇尚淹博，追本溯源，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论清代“学者社会”：大抵当时好学之士，每人必置一“札记册子”，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。...... 推原札记之性质，本非著书，不过储著书之资料，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，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，不肯泐为定本，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。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，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。著专书或专篇，其范围必较广泛，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，此非诸师所乐，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。...... 各家札记，精粗之程度不同，即同一书中，每条价值亦有差别。有纯属原料性质者（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），有渐成为粗制品者（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），有已成精制品者（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），而原料与粗制品，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，此其所以可贵也。
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取法宋代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，颇受清初顾炎武《日知録》启发，基于博览群籍，荟萃众说，比较归纳而已。《陔余丛考》引用前人记载，皆注明来源。
赵翼《陔余丛考》卷四十论及“窃人著述”
顾宁人谓：“昔人著述，往往自藏其名，而托之于古人，如张霸《百二尚书》之类。今人则好窃人诗文，以为己作，（见《日知录》卷十九《窃书》条）此诚风尚之愈变愈下也。(《梁溪漫志》云：“世所传《地里指掌图》极精博，自足以传，乃托之东坡。”则宋人著书尚有托于他人者。）然昔人亦有窃人著作者。蔡邕疏云：“今待诏之士，或窃成文，虚冒姓氏。”（见《后汉书·蔡邕传》）是汉末已有此风。《世说》：“向秀注《庄子》，未竟而卒，郭象遂窃为己注。”刘勰亦云：“排人美词，以为己力，宝玉大弓，终非己有。（见《文心雕龙·指瑕》）”《南史·徐广传》：“高平郗绍作《晋中兴书》，以示何法盛。法盛有意图之，谓绍曰：‘卿名位贵达，不复俟此延誉，我寒士，无闻于时。如袁宏、干宝之徒，赖有著述传后，宜以为惠。’绍不与。后法盛诣绍不在，直入窃书。绍还失之，无复兼本，于是遂行何书。”《唐摭言》：“李播典蕲州，有李生者以诗投。播览之，骇曰：‘此仆旧作，何乃见示？’生愧惧曰：‘某执公卷行江淮已久，今乞见惠。’播曰：‘仆老为郡牧，此已无用，便可相借。’生谢别，播问：‘何之？’生曰：‘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。’播笑曰：‘秀才又错矣。卢乃仆表丈，何复冒此？’生惶恐曰：‘承公假诗，则并荆南表丈一并见假。’播大笑而遣之。”叶石林《玉涧杂书》：“杨衡有‘一一鹤声飞上天’之句，最自负。后因中表盗其文及第，衡自至京追之。既怒问：‘一一鹤声在否？’曰：‘此句知兄最惜，不敢辄偷。’衡乃解。”（见《说郛》卷二十上引）明杨士奇《跋三礼考》注云：“此书本吴澄所作，旧藏康震家。后有晏璧者，从康之孙求得之，遂掩为己作。余见其所录初本有称‘澄曰’者皆改作‘先君曰’，有称‘澄按’者改作‘愚谓’，用粉涂其旧字而书之，其迹尚隐然可见。”此皆窃人著述之故事也。至如《玉涧》所云：“宋之问从刘希夷求‘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’之句，不得，遂使人以计杀之”，则窃书贼而并为盗矣。
按《史记》多采《尚书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楚汉春秋》等书，或全用其文，或摘叙其事。班固作《汉书》，凡武帝以前皆取《史记》而删节之。又《史记·秦本纪赞》全用贾谊《过秦论》，《班书》《陈胜》、《项籍传赞》亦全用《过秦论》及史迁《项羽赞》。此则书各专行，不嫌引用，并非掩其美为己有也。
以《日知录》与《陔余丛考》“ 別字”条为例，比较即知，同为札记，各有所述而已。
《日知录》：
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谶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。”“近鄙”者，犹今俗用之字。“别字”者。本当为此字，而误为彼字也，今人谓之“白字”，乃“别”音之转。
山东人刻《金石录》，于李易安《后序》“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”，不知“壮月”之出于《尔雅》，而改为“牡丹”。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，多“牡丹”之类也。（顾炎武《日知录集释》卷一八“别字”，第1034-1035页）
《陔余丛考》：
字之音同而义异者，俗儒不知，辄误写用，世所谓别字也。此亦有所本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光武令尹敏校谶书，敏曰：“谶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”（赵翼《陔余丛考》（新校本）卷二二“别字”，第545页）
（二）
梁启超论顾炎武治学：从小受祖父之教，说“著书不如抄书”。《文集》卷二《抄书自序》他毕生学问，都从抄书入手。换一方面看，也可说他“以抄书为著书”。...... 若《日知录》，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。我们试留心细读，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，其实不过十之二三，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。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，在抄而不在著。（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）
《陔余丛考》四十三卷，卷一至四论经义，五至十五论史学，十六至二十一杂论掌故，二十二至二十四论艺文，二十五论纪年，二十六、二十七论官制，二十八、二十九论科举，三十、三十一论风俗名义，三十二论丧礼，三十三论器物，三十四、三十五论术数及神佛，三十六至三十八论称谓，三十九至四十三为杂考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五赵氏孤之妄
《春秋》鲁成八年：“晋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。”《左传》谓：“赵婴通于赵朔之妻庄姬，赵同、赵括放诸齐，庄姬以婴之亡故，谮同、括于晋景公，曰‘将为乱’，公乃杀之。武（赵武也，庄姬子）从姬氏畜于公宫，以其田与祁奚。韩厥言于公曰：‘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惧矣。’乃立武而返其田焉。”《左传》叙赵氏孤之事如此而已。《国语》（《晋语九》）：赵简子之臣邮无恤进曰：“昔先主少罹于难，从姬氏畜于公宫。”智伯谏智襄子亦曰：“赵有孟姬之谗。”又韩献子曰：“昔吾畜于赵氏，孟姬之谗，吾能违兵。”是皆谓庄姬之谮杀同、括，并无所谓屠岸贾也。里克杀夷齐、卓子时，曾令屠岸夷告重耳，欲立之。屠岸之姓始见此，其后亦未见更有姓屠岸之人仕于晋者。即《史记·晋世家》亦云：“景公十七年，诛赵同、赵括，族灭之。韩厥言赵衰、赵盾之功，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氏后，复与之邑。”是亦尚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相合，无所谓屠岸贾也。乃于《赵世家》忽云：“屠岸贾为景公司寇，将诛赵氏，先告韩厥。厥不肯，而阴使赵朔出奔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氏。”贾果杀朔及同、括、婴齐。朔之妻，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匿公宫。后免身，贾闻之，又索于宫中。朔妻置儿袴内，不啼，乃得免。朔之客程婴、之孙杵臼恐贾复索，杵臼乃取他儿，伪为赵氏孤，匿山中，使婴出，率贾之兵入山杀之，并及杵臼。而婴实匿赵氏真孤。十五年，韩厥言于景公，立之为赵氏后，即武也。武与婴乃杀贾，亦灭其族。而婴亦自杀，以报杵臼于地下。”
按，《春秋》经文及《左》、《国》俱但云晋杀赵同、赵括，未尝有赵朔也。其时朔已死，故其妻通于婴，而同、括逐婴。《史记》谓朔与同、括、婴齐同日被杀，已属互异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，则被难时已有武，并非庄姬入宫后始生，而《史记》谓是遗腹子，又异。以理推之，晋景公并未失国政，朔妻乃其姊也，公之姊既在宫生子，贾何人，辄敢向宫中索之，如曹操之收伏后乎？况其时尚有栾武子、知庄子、范文子及韩献子共主国事，区区一屠岸贾，位非正卿，官非世族，乃能逞威肆毒一至此乎！且即《史记》之说，武为庄姬所生，则武乃赵氏嫡子也。而《晋世家》又以为庶子。《晋世家》：“景公十七年，杀同、括，仍复赵武邑。”晋《年表》于景十七年亦言“复赵武田邑”，而《赵世家》又谓“十五年后”，则其一手所著书已自相矛盾，益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，而迁之采摭荒诞，不足凭也。《史记》诸世家多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为文，独此一事全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，而不自知其牴牾，信乎好奇之过也！
《陔余丛考》卷六《宋书》繁简失当处
前史于名臣奏疏之类，原有载其全文者。如贾谊之《治安策》，董子之《天人策》，非有关政治，即有关道学。至司马相如《大人赋》之类，则因其本以才学著称，故存一二以见一斑，其他则不概录也。《宋书》则凡有文字，无不收入。如《王弘传》载其建屯田一议，弹谢灵运一疏，辞官一表，引咎逊位一表，乞解州录一表并文帝答诏一道，又辞官一表，缕缕几三千字。其议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二条，既全载原议，又兼载王淮之一议，何尚之一议，弘再折中一议，又共二千余字。《徐羡之传》载其归政一表，答诏一道，再辞一表，文帝数罪一诏，共三千余字。《傅亮传》载《演慎》一篇，《感物赋》一篇，共三千余字。《王微传》载其与江湛一书，与王僧绰一书，与何偃一书，答王僧谦一书，共四五千字。《郑鲜之传》载其议滕羡之父尸未归仕宦不辍一书，举谢绚自代一书，弹刘毅一疏，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，谏伐赫连一疏，共三千余字。《裴松之传》载其请禁私碑一疏，遣使巡行一诏，使回覆奏一疏，共二千余字。《何承天传》载其《安边论》共三千余字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至《谢灵运传》载其《撰征赋》一篇，《山居赋》一篇，共万余字。《顾恺之传》载其《定命论》一篇，三千余字。鲜之所议及承天《安边论》，犹曰有关时事也，灵运之载赋，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，其他有何关系，而连篇累牍如此，不徒费笔墨乎？《谢晦传》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，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，可矣，乃又载其谕台一檄，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，共八九千字，又何其不惮辞费乎？
既如此纤悉必载矣，王弘当国，将加荣爵于人，必先谴责，若美相盼接，必无所谐。人或问故，曰：“王爵加人，又相抚劳，便是与人主分功。若求者绝官叙之分，又不微假颜色，即成怨府。”此乃弘相业之大者（事见《南史》）。《宋书》本传反不载，何也？
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，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，此中另有转关。《南史》云帝欲道济领兵，王华以为不可，上曰：“道济从人者也。曩非创谋，今抚而使之，必将无虑。”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，应是当日情事。乃《宋书》反不叙及，但云“帝讨晦，道济率军继到彦之，彦之战败，道济至，晦兵不战而溃。”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，忽又举兵讨晦，阅史者何由了然耶？
《陔余丛考》卷八南北史原委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原委见于李延寿《自序》：其父大师，“少有著述之志，以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魏、齐、周、隋南北分隔，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，其史皆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，欲仿《吴越春秋》体编年纪之。客于侍中杨恭仁家，有宋、齐、梁、魏四代史，因渐次编辑，未毕而殁。延寿欲继先志，适在颜师古、孔颖达下佐修各史，因得齐、梁、陈等五代旧事目所未睹者，合之家中旧本，参订编次，尚多所阙。贞观十五年，令孤德棻奏延寿同修《晋书》，因复得入内府勘究宋、齐、魏三代之事。十七年，褚遂良又奏延寿佐修《隋书》“十志”，因益得披寻校勘。时史局中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《五代史》已就，以“十志”未成，故未颁行。延寿不敢使人抄录，乃手自缮写，又于此正史外参考杂史一千余卷，然后成书，前后凡十六年。既讫事，呈令孤德棻阅毕，始表上之，时已在高宗之世。此《南》、《北史》始末也。
按，延寿修史时，沈约《宋书》，萧子显《齐书》，魏收、魏澹两家《魏书》皆已流布。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史且未颁行，而延寿同在纂修之列，故得抄录，以为底本，而参考杂史以成之。删去芜词，专叙实事，大概较原书事多而文省，洵称良史。然其中增删亦有不同者，今以各原书核对，延寿于宋、齐、魏三史删汰最多，以此三史本芜杂太甚也；于梁、陈、周、齐、隋五代则增删俱不甚多，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，延寿亦在纂辑之列，已属善本故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九南北史夹叙法
《南》、《北史》往往用夹叙法，盖以人各一传则不胜其立，而事之可喜者又不忍割爱，故因端而旁及之。如《齐豫章王嶷传》忽入荀丕一小传。《虞玩之传》忽入唐寓之反一事。《王僧虔传》忽入“陈天福豫作寿冢，冢成而遭刑，即葬焉”；“刘镇之少年病笃，已办凶器，后九十余乃卒，方用之。”《崔慧景传》忽入“东阳女子娄逞变服为丈夫，仕至议曹从事，事发，乃为妇人服以去。”《曹景宗传》忽入钟山蒋帝神一事。《始兴王憺传》忽入穰城人年二百四十岁，上津人年一百十六岁等事。《北史·斛律光传》因光死，命邢祖信籍其家，祖珽问得何物，祖信以宴射箭、挝仆枣木杖为对，珽大惭。人皆尤祖信，曰：“好宰相尚死，我何足惜。”此叙祖信正明光之无罪也。因带叙祖信少时，父为李庶所“卿”，信亦诣庶曰“暂来见卿，还辞卿去”之一事。《李元忠传》忽附其女名法行，自誓不嫁，出家为尼；弟宗侃与族人争田，法行以己田偿之，由是两家感义，闲其田俱不取一事。此等事于本传初无甚关涉，而牵连书之，可以见事繁文省之法，亦以见其好奇之过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十一《新唐书》得史裁之正
吴缜《纠缪》谓《新书》多采唐人小说，但期博取，故所载或全篇乖牾。然李泌子繁，尝为泌著《家传》十篇，《新书·泌传》虽采用之，而《传赞》云：“繁言多不可信，按其近实者著于传。”是《新书》未尝不严于别择。今按，唐人小说所记佚事甚多，而《新书》初不滥收者，如《王播传》不载其“阇黎饭后钟”之事，《杜牧传》不载其扬州狎游，牛奇章遣人潜护，及湖州水嬉、绿树成阴之事；《温廷筠传》不载其令孤綯问故事，答以出在《南华》，遂遭摈抑之事；《李商隐传》不载其见摈于綯，因作诗谓“郎君官贵，东阁难窥”之事。此皆载诗话及《北梦琐言》等书，脍炙人口，而《新书》一概不收，则其谨严可知。
然此犹稗官也。刘秩为房琯所器，琯出兵，尝曰：“贼曳落河虽多，岂能当我刘秩？”郭暧尚升平公主，夫妻有违言，为公主所诉，代宗慰郭子仪，有“不痴不聋，不作阿家翁”之语。此等事司马温公及范淳甫曾采入《通鉴》，则非謏闻可知，而《新书·秩传》、《暧传》、《公主传》俱不载。
然此犹曰非《旧书》所有也。杨绾四岁时，坐客各举一物，以四声呼之，绾指铁灯树呼曰“灯盏柄曲”。钱起客湖湘间，遇鬼吟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之句，后入试，用以押官韵，遂登第。傅孝忠善占星，姜师度喜穿漕渠，时人语曰“孝忠两眼看天，师度一心穿地”。史思明攻太原，李光弼使人为地道，突出擒贼，贼惊呼为“地藏菩萨”。此皆《旧书》所载，《新书》以其稍涉于纤且俚，遂削而不书。则其立言有体，较之《晋书》、《南》、《北史》专以新奇悦人耳目者，其卓识固不同矣。
《段秀实传》则采柳子厚所撰《逸事状》以增之。《鱼朝恩传》则采苏鹗《杜阳杂编》以增之。《旧书·良吏传》无韦丹、何易于，则采杜牧《樊川集》以补丹，采《孙樵集》以补易于。此岂得谓徒摭小说也？
亦有琐言碎事《旧书》所无，而《新书》反增之者。如《韦皋传》：“李白为《蜀道难》以讥严武，陆畅为《蜀道易》以美皋。”此亦见皋之能好士。《李贺传》：“韩愈、皇甫湜至其家，贺即赋《高轩过》”，及出游得句，即投古锦囊事。《陈谏传》：“尝览染署簿，悉能记其尺寸。”贺与谏本文人，无他事迹可纪，此正见其才，非好奇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十六大臣有罪多自杀
《史记·宁成传》：“是时九卿罪死即死，少被刑者。”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，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。仲长统谓：“贾谊感绛侯之困辱，因陈大臣廉耻之分，开自裁之端，自是以来，遂以成俗。按，贾谊疏：“大臣有重罪，则白冠氂缨（丧服也），槃水如剑，造请室而请罪（示以自刎也）。
武帝初，以文学进用赵绾、王臧。窦太后不好儒，乃阴求绾、臧罪，召案，绾、臧即日自杀。张汤被罪，上使赵禹责汤，汤不服。禹曰：“天子重致君狱，欲令君自为计，何对簿为？”汤乃自杀。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，尽诛三长史。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，青翟亦自杀。李广失律，召对簿，广不肯对簿，自杀。李蔡以丞相侵庙堧地，当下吏，亦自杀。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，胜屠公义不受刑，乃自杀。萧望之被收入狱，呼朱游曰：“游！趣和药来！”遂饮鸩死。朱博为丞相，坐事，当诣廷尉，乃自杀。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，乃自杀。后汉司徒刘芳策免，自杀。窦宪收印绶，即日自杀。杨震罢归，行至城西夕阳亭，饮鸩自杀。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，宁轻生以免辱，亦一时风尚使然也。
后遂有以此为例，而逼令死于家者。《翟方进传》：成帝赐册曰：“今赐君上尊酒十石，养牛一，君审处焉。”方进即日自杀。如淳曰：“丞相有大罪，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，赐上尊酒十斛，牛一头，策告殃咎，使者去半道，丞相即上病，使者还未白事，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。”此赐死法也，亦见卫宏《汉官旧仪》。按，赐牛酒，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。《史记·公孙弘传》：“弘以病乞骸骨，赐告治病，牛酒杂帛，居数月，疾瘳，仍起视事”是也。今赐大臣死亦用之，使若病终，又以全大臣之体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十八汴京始末
王西庄《十七史商榷》第九十四卷谓：“从古无都汴者，不意朱全忠凶丑忽创都于此。”按，汴为京，虽自朱梁始，然朱全忠由此创业，其建都则仍在洛阳也。天祐元年，趣昭宗迁洛，以便传禅，是岁遂弑昭宗。明年正月，唐遣百官至汴，奉玺缓劝进，全忠乃升汴为东都，洛阳为西者。开平二年，卜郊于西都。三年，如西都，自此常居洛。其被友珪弑也，亦因全忠以传国玺付友文妻王氏，往东都召友文，故友珪弑之。时友贞为东京留后，遣兵诛友珪，群臣请入洛即位。友贞曰：“夷门本太祖兴王之地。”于是遂即位于东都，自此汴始为帝京。
然唐庄宗入汴后仍都洛阳。及明宗兵变时，庄宗统兵至汴御之，而明宗已先入汴，遂回洛，为郭从谦所弑。明宗之建国也，亦自汴至洛，即位于庄宗柩前。愍帝、废帝皆都洛。
石敬瑭亦都洛。天福二年如汴州，以其地便漕运。三年，始升汴为东京而定都焉。耶律德光亦尝登位于此而去。汉、周、宋皆因之。靖康被迁，后金封刘豫为齐帝，豫又徙都于汴。后金主亮以侵宋又都之。宣宗、哀宗以避蒙古兵又都之。哀宗入蔡后，崔立以汴降元，自此遂废为州。此汴京始末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十九四声不始于沈约
沈约作平、上、去、入《四声韵谱》，以为在昔词人累千岁而不悟，独得胸臆，穷其妙旨，自谓入神之作。然《石林诗话》谓：“魏、晋间虽未知声律，而陆云相谑之词‘日下荀鸣鹤，云间陆士龙’，又与后世律诗无异，知此体出于自然，不待沈约而后创也。”
今按，《隋·经籍志》：晋有张谅撰《四声韵林》二十八卷，则四声实起晋人，而并非石林所谓古人暗合者矣。《南史·陆厥传》云：“沈约、谢朓、王融以文章相推，汝南周颙善识声韵。约等文皆用宫商相宣，将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以之制韵，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。五字之中，音韵悉异，两句之内，角徵不同，谓之永明体。沈约作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后论之甚详。厥乃为书辨之，以为历代众贤未必都闇此处也。”此又约之前已有四声之明证。
即与约同时者，周颙有《四声谱》行于时，刘善经有《四声指归》一卷，夏侯永有《四声韵略》十三卷，王斌有《四声论》，皆齐、梁间人。又梁武问周捨曰：“何谓四声？”捨曰：“‘天子圣哲’是也。”沙门重公谒梁武帝，帝问：“在外有四声，何者为是？”重公应声曰：“天保寺刹。”出以语刘孝绰，孝绰曰：“何如道‘天子万福’？”则约同时之人，明于此者，亦不止约一人，特约独取以成书，遂擅名耳。
（《东斋记事》云：“唐孙愐集诸家韵书作《唐韵》，而从前周颙《切韵》、沈约《四声谱》、夏侯咏《四声韵略》之类皆废。宋真宗时，陈彭年、晁迥、戚纶知条贡举事，取《字林韵略》、《字统》及《三苍》、《尔雅》等书为礼部韵，遂著为格。景祐中，贾昌朝言旧《韵略》多无训解，又疑单声与重送字不同义理，恐举人诗赋误用，乃诏丁度修《礼部韵略》，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三十处，许令附近通用，单声及迭出字皆于字下注之。此《礼部韵略》之始末也。吴曾《漫录》又论度等修韵，既不得共始，徒屑屑于张希文、郑天休修书先后之辨尔。”）
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
王安石以青苗钱祸天下，人皆知之。然“青苗钱”之名不自安石始也。《宋史》：赵瞻对神宗云：“青苗法，唐行之于季世。”范镇亦言：“唐季之制不足法。“按，《通鉴》（卷二百二十三）：唐代宗广德二年：“秋七月，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。”此青苗之始也。
《旧唐书》：“乾元以来用兵，百官缺俸，乃议于天下地亩青苗上量配税钱，命御史府差官征之，以充百官俸料，遂为常制。”寻又特设使者，如崔涣兼税地青苗使，刘晏兼诸道青苗使，杜祐充江淮青苗使是也。《食货志》：“大历元年，天下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，每亩税三十文。永泰八年，诏天下青苗地头钱每亩一例十五文。德宗又增三文，以给彍骑。”《通鉴集览》谓：“青苗钱者，不及待秋敛，当苗方青，即征之也。”是唐所谓青苗钱，并与宋制不同。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，唐直计亩加税耳。则安石虽沿其名而尚异其实也。
按，唐时长安、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，配纳各户，收其息以供杂费。宋之青苗钱，正唐杂税钱之法耳。然宋青苗钱虽曰“不得过加二之息”，而一岁凡两收，两收则其息已加四。又有司约中熟为价，令民偿必以钱，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，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，此所以病民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二诗笔
陆游《笔记》（《老学庵笔记》卷九）：六朝人“谓文为笔”。顾宁人亦引其说。不知六朝人称文与笔又自有别。《文心雕龙》（总术）曰：“今俗常言，无韵者笔也；有韵者文也。”是六朝人以韵语为文，散行为笔耳。按《南史·沈约传》：“谢元晖善为诗，任彦升工于笔，约兼而有之。”《庾肩吾传》：梁简文《与湘东王书》曰：“诗既若此，笔又如之。”又曰：“谢朓、沈约之诗，任昉、陆倕之笔。”《任昉传》：“昉以文才见知，时人谓‘任笔沈诗’。昉闻，甚以为病，晚节转好著诗，欲以倾沈。用事过多，属辞不得流便，都下士子慕之，转为穿凿。”又刘孝绰称弟仪与威，云“三笔六诗”（三孝仪，六孝威也）。是皆以诗、笔对言。放翁因其以诗对笔，遂疑笔即文耳。
然《北史·邢昕传》：“杂笔三十余篇”，此专言笔也。而《邢臧传》：“文笔九百余篇”，《刘邈传》：“文笔三十余篇”，则又文与笔并言。可见文与笔自是二种，若笔即是文，何以有专言“笔”者，又有兼言“文笔”者？则六朝所谓文笔，当以刘勰言为据也。至老杜《寄贾至严武》诗云：“贾笔论孤愤，严诗赋几篇。”元好问诗亦云：“杜诗韩笔愁来读，似倩麻姑痒处抓。”亦袭六朝语也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二十九十八房
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，所用同考官凡十八员，谓之十八房。按，分经本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，但不载房数。今之十八房，盖沿前明制也。然明制亦有不定十八房者。《明史·选举志》：“初制，会试同考八人，其三人用翰林，五人用教职。景泰中俱用翰林、部曹。正德中用十七人，翰林十一，科、部各三。万历十一年，以《易》卷多，减《书》之一以增于《易》。十四年，《书》卷复多，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之。”此十八房之始也。“四十四年，又因余懋学奏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增一房，遂有二十房。”（顾宁人云：“天启乙丑，《易经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《书》三房，《春》、《礼》各一房，为十五房。崇祯戊辰，复为二十房。辛未，《易》、《诗》仍各五房，为十八房。癸未复为二十房。）
本朝酌定中制，《易》、《诗》各五房，《书》四房，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二房，共十八房，相沿已久。近日因同考官以经分房，有关节者易于按经寻索，特旨不复分经，但以一二为次，仍用十八人。此不唯可以防弊，且各经试卷多寡不等，限之以房，则卷少者甚闲，而卷多者几于日不暇给。余分校壬午乡闱，签掣《诗》五房，通计京闱卷八千有余，而《诗经》独至五千卷，是五考官较十三考官所阅之卷尚多三分之二。不得已，分八百余卷入《春》、《礼》四房助校。然《诗经》犹各阅八百余卷，其视《易》、《书》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，闲剧大不侔也。今不分经，则各房所阅卷多寡适均，可从容校阅，不至苟简矣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四十文人相轻
班固论扬雄曰：“凡人贵远贱近，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足动人，故轻其书。”王充《论衡》亦云：“画工好画古人，不肯图近世之士者，尊古而卑今也。贵鹄贱鸡，鹄远而鸡近也。扬子云作《法言》，张伯松不肯观，以同时也。使子云在伯松前，伯松必以为金匮矣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韩非《储说》始出，相如《子虚赋》初成，秦皇、汉武恨不同时。既同时矣，则韩囚而马轻，岂非同时则贱哉！”此皆以同时见轻，固世情之所不免，然犹非彼此相忌而相轧也。刘勰又云：“班固、傅毅文在伯仲，而固嗤毅，谓下笔不能自休。及陈思论才，亦深排孔璋，故魏文称“文人相轻”，非虚谈也。”则此习自古已然。
《北史·魏收传》：“收与邢邵俱以才名，互相訾毁。邵云：‘江南任昉，文体本疏，魏收非直模拟，亦大偷窃。’收闻之，曰：‘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，何意道我偷任？’收从叔季景亦有才名，李庶谓收曰：‘霸朝遂有二魏。’收曰：‘以从叔见比，便是邪输之比卿。’邪输，陈继伯之子，愚痴有名者也，收以季景方之。”《邢邵传》：“袁翻以文章位望称先达，尝有贵人初授官，大宴客，翻与邵俱在座。翻意主人必托己为让表，主人竟命邵作之。翻甚不悦，每谓人云：“邢家小儿，常客作章表，自买黄纸，写而送之。’”此皆文人相轻之陋习也。
隋刘松作碑铭示卢思道，思道多不解，乃发愤读书。后为文以示松，松亦多不解。此则非相轻，而以相励，固不得以好胜议之矣。
《陔余丛考》卷四十一李斯本学帝王之术
吴起尝学于曾子，后乃残忍好杀，为名将。所学与所用有如此之相反者，而尤莫甚于李斯。《史记·李斯传》：“斯少时从荀卿学帝王之术”，而《贾谊传》“河南守吴公治行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师事焉。”然则李斯之师乃大儒，而斯之弟子又能以经术饰吏事，独斯则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严法令，为祸于天下，何也？盖斯本学帝王之术，以战国时非可以此干世，乃反而为急功近名之术以佐秦定天下。及功既成，自知非为治之正道，恐人援古以议己，故尽毁诸书，以灭帝王之迹，欲使己独擅名耳。
沧浪亭
姑苏沧浪亭，世但知为苏子美遗址，而不知子美前后凡数易主。按，子美自记谓：“记诸故老，钱氏有国时，近戚孙承祐之池馆也。”叶石林《诗话》则谓：“钱氏广陵王所作。庆历间，苏子美谪废，以四十千得之，傍水筑亭，名曰沧浪。欧阳公所谓‘清风明月本无价，可惜只卖四万钱’者也。子美死后，为章仆射子厚所得。广其故址，为阁为堂。亭北跨水，复有山名洞山，章并得之，发其下，皆嵌空大石千馀株，亦广陵旧物，益以增累，遂雄冠一时。”是子美后又属之章相矣。石林又云：“王元之为长洲县令，无日不携客醉其上。有诗曰：‘他年我若功成后，乞取南园作醉乡。’大观末，蔡鲁公罢相，欲东还，诏以园赐公。公有诗云：‘八年帷幄竟何为，更赐南园宠退师。堪笑当年王学士，功名未有便吟诗。’”则章惇后又属之蔡京矣。洪迈《对雨编》又谓“子美买时，仅用四十千，今为韩蕲王家所有，价值数百万矣。”则蔡京后又属之韩蕲王子孙也。然至今言沧浪亭者，但知有苏子美，而章、蔡、韩三氏莫有记之者，岂非富贵势力之不可恃，而文人风流文采可以久而不泯乎？（(归震川《沧浪亭记》谓：“子美之后，有禅者居之，改为大云庵。二百年来，寺僧文瑛寻古遗事，复子美之旧，大云庵复改为沧浪亭。”此虽于子美后洊易章、蔡、韩数主，未及详考，然宋、元以来废为僧寺，寺又改今之沧浪亭，则兴废又可见。）
《陔余丛考》卷四十二奴封侯
窦建德兵至滑州，刺史王轨奴杀轨，携其首降。建德曰：“奴杀主，大逆，吾何为受之？”立命斩奴。唐太宗尝曰：“近有奴告主反者，谋反不能独为，必与人共之，何患不破，何必使奴告耶？自今有奴告主者，皆勿受，仍斩之。”《唐书·魏謩传》：“大理卿马曙有犀甲，为奴王庆所告。议者谓：‘奴诉主，法不听。’”盖引此诏律也。郭子仪婿赵纵，为其奴告谋反，德宗留其奴于内，下其事御史杂治。张镒力引太宗事固争，乃杖杀奴而贬纵。建中元年诏书：“奴婢告主，非谋叛者，以自首论。”辽圣宗诏：“家主非谋反大逆，不得告。”《元史·速不台传》：征钦察时，有奴来告其主者，速不台纵为民。太祖曰：“奴不忠其主，肯忠他人乎？”遂戮之。《明史》：何真攻贼王成，募擒成者予钞十千。成奴缚成出，真予之钞，命具汤镬烹奴，令于众曰：“奴叛主者，视此。”是皆严于主仆之分，所以杜悖逆之萌也。
哥舒翰战败，揭榜收散卒，欲复守潼关。其将火拔归仁执之，以降安禄山。禄山曰：“汝叛主，不忠不义。”乃执而斩之。萧仲宣家奴告其主怨谤，金海陵炀王亮曰：“仲宣之侄，以诽谤诛，故其家奴敢妄告。”趣命杀告者。虽剧贼暴主，亦复知此，何光武之讨彭宠，宠苍头子密杀宠以降，竟封子密为不义侯，又刘永将庆吾斩永降，亦封庆吾为列侯耶？侯景围台城，募北人先为奴者，并令自拔，赏以不次。朱异黥奴乃以其侪逾城投贼。景以为仪同，使至阙下诱城内，乘马披锦袍，诟曰：“朱异五十年仕宦，方得中领军，我始事侯王，已为仪同。”于是奴僮尽出。光武之侯子密，毋乃近是？
按，《后汉书·光武纪》：十一年，诏：“杀奴婢者不得减罪。”又诏：“敢炙灼奴婢，论如律。”又诏：“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。”是光武之政，多假借奴婢，岂当时深有见于奴婢之受虐而为此令耶？
（作者：成小秦创业板指鑫东财配资，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；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；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翻译及教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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